第9章 流浪的本义[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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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年下来，有关当局终于下决心，投入漫长的时间和大笔的经费来清理这个宫苑。一旦清理立即 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名胜，当年康有为先生旅行洲，特地辛辛苦苦到西班牙南部来看它，看完写诗惊叹它的土木建筑水平，我们中国很难比得上。

    这便是阿汗拉布拉宫。

    今天我们一行来到这里，首先惊诧它的巨大。一层层进去，对于能否在一天之内走完它已失去信心。我一次次找岗楼边的墙根坐着休息片刻，先看宫墙外山岩绝壁之下雾灰色的城市，再转过身来看树丛中迷了路的各国旅行者。几百年过去，密如蜘蛛的现代城市街道却不会迷失，仍然迷失在这山顶老宫的颓废中，真是怪。

    我带了好几本这个宫苑的地图，因此不会迷失于路线，却被它的历史图像迷失得糊里糊涂。

    摩尔王朝统治这方土地七百余年，早已血缘相混、语言相溶，他们压根儿没有怀疑过统治的合理性。只有早年的历史记载才告诉他们，自己的祖先当初是如何从北非漂泊过来。然而，西班牙人没有忘记，他们从一开始就酝酿着收复失地的运动，是这个运动提醒了摩尔人，事情有点麻烦。当时摩尔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比西班牙人强大，因此有恃无恐，但那种深埋于土地深处的种子有的是时间。一百年、一百年地悄悄过去，北方的政治势力此起彼伏，收复失地的运动渐渐拥有了自己的领袖和据点，最后，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军事行为，摩尔人终于发现，自己已被包围，包围圈越缩越，不可突围。

    这儿的人要算几百年前的旧账了，最宽容的方案是自动离开。但我们并不是刚刚来了几十年，还能找到出发的地点，而是早就在这里代代生根，已经不知道天底下何处可回。于是，雄健得不受地域限制的祖先造就了一批没有地域安身的子孙，凄怨动人，着实可怜。

    最惊人的事情，是西班牙人打下了南方的绝大多数地方，只剩下格拉纳达一座孤城，而这场包围居然延续了两百多年！历史学家们提出过很多理由解释这场包围延续如此久远的原因，而我感兴趣的则是这两百多年两方面的文化心理走向。

    摩尔人当然开过很多会议，动过很多脑筋，想过很多活路，但在无数次失败后不得不承认，这是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后一个王朝。这种绝望在开始阶段是悲痛和激愤的，但时间拖得太长，渐渐趋于平静，而绝望中的平静是美丽的。

    阿汗拉布拉宫，就是在绝望的平静中的精雕细刻。因此，它的一切讲究都不是为了传代，更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进入了一种无实利目的的境界，这种境界纯净得如山间清烟，雪原散弦。

    我想，最准确的比喻应该是死前细妆。知道死期已临，却还有一点时间，自己仍然精力充沛、耳聪目明，于是就细细妆扮起来。早已不在乎明日，不在乎观者，不在乎评论，一切只给自己看，因此把最精微的心思也一丝不苟地投射其间。脸上没有泪痕，也没有笑容，既然毫无功利也就毫无情绪，只剩下最女性化的操作技术。

    什么时候，包围的敌军会把这一切烧毁、砸碎，甚至将我们的鲜血喷洒在上面呢？这个时间很可能是明天，也可能再过百年。不管了，只顾一点点建造，一点点雕刻。这种心绪在世界各个宫殿间我没有体会过，惟有在这里体会了。

    一种无实利目的的生命倾泻，一种不考虑时间逻辑的审美创造，是西班牙南部的特产，我看与这两百多年密切相关。

    且来看看城外。

    数百年收复失地运动的悲壮，先驱者抛掷生命的历史，使包围者们对格拉纳达城有一种潜在的敬畏。其实已经很容易攻下，但还是谋划长久、发兵数万，甚至御驾亲征。

    亲征的御驾是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女王，他们的联姻推动了西班牙的统一，现在剩下格拉纳达是统一的最后障碍了。在这件大事上伊莎贝尔充分展现了她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一方面利用格拉纳达王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一方面又动员各地力量投入战争，甚至为了军费不惜典押自己的金银首饰。更令人佩服的是，在如此繁忙的前线营帐里，她还接见了一位希望获得远航支持的意大利人，他就是哥伦布。

    伊莎贝尔显然已经预见到破城后西班牙统一的必然，因此正在忧虑当一个多年追求的目标达到之后的下一步出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从哥伦布的滔滔陈述中看到了浩淼的前途。她给了这位到处求告无门的航海家一种信任的目光和语调，航海家走出营帐时举头四顾，已明白自己的归属。

    此时，在格拉纳达城内，雕栏画栋正簇拥着一个年轻的皇帝，他叫阿卜迪拉，有些中国书翻译成阿蒂儿，更显其。他父亲因爱上了一位基督徒而被废黜，自己即位后就面临着如此危局。父皇的荒唐在于用爱情背叛了政治，明明满城人民要他举起宗教的旗帜来对抗城外，因为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旗帜可举，而他却把爱交给了城外的宗教。阿卜迪拉不知道父亲这么做究竟是算和解、突围，还是投降，只可怜自己不明不白地当上了替罪羔羊。但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父亲，他对自己的职责也就认真不起来了。如果他有更多的学识，又会进一步知道连父亲的不认真也来自于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偶然的个性。历史留下了太多交融的缝隙，使一切冠冕堂皇的对仗全都成了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

    这一切其实决定了阿卜迪拉的最终选择：弃城投降。因此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密密层层的营帐顷刻失效。西班牙人认为是上帝赐予的迹，数万人听到消息后立即齐刷刷地跪于城下谢恩，而实际上，真正需要感谢一声的倒是那位明智的年轻君王。他不可能力挽狂澜，但如果头脑不清，或想摆弄几个英勇的身段，也完全有可能导致对峙双方大量生灵死亡。

    年轻的皇帝找了一个边门出宫，走到远处一个山冈上又回头眺望，不禁暗暗垂泪。据他母亲当时在边上：“哭吧，孩子，一个男子汉守不住自己的功业，应该流一点眼泪！”

    一个王朝，一段历史，居然结束得这样平和，因此，连阿汗拉布拉宫里最细微的花纹直到今天还在完好无损地微笑。

    那一天，是一四九二年一月二日。

    半年之后，哥伦布的远航船队出发。西班牙开始谋求自己新的形象。

    历史上有一个法，年轻的皇帝阿卜迪拉弃城出走时对胜利者提出一个条件，把他出走的那扇边门立即用墙砖封上。我在宫墙四周细细寻找，想找到那扇被封住的门，但宫墙太长，我又缺少线索，连一点可疑的痕迹都没有找到。

    古老的窄街

    塞维利亚，为什么一提这个地名，我们都会产生莫名的兴奋？

    在十六、十七世纪，它是世界第一大港，这是原因。特殊的重要必然产生特殊的奢侈和特殊的聚会，足以引起人们太多的遐想。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文学作品。

    最容易想到的是塞万提斯。他在这里度过青年时代，很多街道和房屋的名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他是西班牙作家，这还不算怪。怪的是，一些并非西班牙籍的世界文学大师，特别喜欢把自己的主角的活动场所，选定在塞维利亚。

    法国作家博马舍写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位机敏可爱的理发师叫费加罗，于是后来又有了《费加罗的婚礼》。全世界的观众从笑声中想像着这个城市的古老街道。

    英国诗人拜伦写了《唐璜》，开门见山便是：

    他生在塞维利亚，一座有趣的城市，

    那地方出名的是橘子和女人——

    没有见过这座城市的人真是可怜……

    那么，唐璜这个贵公子的浮华、风流、热情，在读者心目中也就成了塞维利亚的性格。

    当然还要提到法国作家梅里美，他把妖丽、邪恶而又自由的吉卜赛姑娘卡门，也安排到了塞维利亚，结果又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异样的气氛。

    这一切，确实是塞维利亚使我们兴奋的原因，但是，原因之上应该还有原因。为什么这些异国文学大师会把自己最钟爱的特人物放心地交付给塞维利亚？

    这是受天意操纵的灵感，艰深难问。我们惟一能做的是前去感受，尽管这座城市现在已经并不重要。

    在它非常重要的时代修建的雄伟城堡看到了，作为第一大港所保存的哥伦布的种种遗物看到了，多种多样的精致花园，包括阿拉伯式花园、文艺复兴式花园、英国式花园和现代花园，也看到了。但是，我更喜欢那些古老的窄街。几百年未曾改变，应该与塞万提斯、博马舍、拜伦、梅里美见到的没有太大差别。一圈一圈，纵横交错，一脚进去，半天转不出来。

    窄街窄到什么程度？

    左边楼墙上的古老路灯，从右边楼房的阳台上伸手就可以点着。但此刻天还未暗，用不着火，倒是一束斜阳把两边窗口的鲜花都点燃了，两番鲜亮，近在咫尺。等斜阳一收，路灯就亮了。

    一排桌沿街排列，行人须侧身才能通过。张张桌前座无虚席，而且人人都神采奕奕。西班牙人有一个长长的午休，于是一天也就变成了两天，现在正是同一日期下的第二天的黄金时段。他们乐呵呵地坐着笑着，吃着喝着。端走了盘碟，桌上还闪亮着透明的红醋和橄榄油。不管是阳光还是灯光，都把它们映照成宝石水晶一般。

    男女侍者个个俊美，端着餐盘哼着歌。他们要在桌边飞动，又要让过川流不息的行人，既不撞翻餐盘也不丢失礼貌，扭来扭去当作了一种自享的舞蹈。座位上的外国游人，已经从他们的腰身眉眼间寻找费加罗的影子，甚至还会猜测，哪个是复活的卡门？哪个是回乡的唐璜？

    现在我已略略理解了文学大师们的地点选择。塞维利亚，因异的历史，因多民族的组合，因理性的薄弱和感官的丰裕，因一个个艺术灵魂的居住和流浪，使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弹性。这里没有固定主题，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这里早就属于市民，互相之间不予侵凌；这里从来不设范本，人人都是艺术典型；这里的神秘不阴暗，几乎近于透明；这里的欢乐不羼假，比忧伤还要认真。

    贝壳未碎

    城萨拉曼卡十分紧凑，不管你怎么走，只要找得到中间像一个方形老城堡似的市政广场，怎么也迷不了路。几乎所有的街道都从那里伸展出来，每次走得有点迷糊了，就再回到那里重新开始，几次下来，已熟如故土，不再有迟疑的步履。

    但是，对于洲城，千万不能这么套近乎。你以为已经了如指掌，实际上恐怕连边沿都没有摸着。特别是那些只给你提供一二个亮点的城，更要另眼相看。一二个亮点，是醇化过后的简明，背后躲着大量被省略了的文章。

    萨拉曼卡在市政结构上的亮点是那个广场，而在精神结构上的亮点却是大学。萨拉曼卡大学没有围墙，因此构不成表面上的中心，转弯抹角都是大学的某系某科，连城里的一切纪念品商店都在出售与大学有关的物件。

    事情一与大学相连，便立即变得深不可测，更何况萨拉曼卡大学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我曾在一本历史书上读到过，哥伦布出发远航前为了进一步熟悉与航海密切有关的天文学知识，曾特地来到萨拉曼卡，与几位博学的修士探讨，这些修士，当时好像就是萨拉曼卡大学的教授。那么，的萨拉曼卡，早在哥伦布时代就已经是学术研究中心，它在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已经对辽阔的未知世界有过推测和遥望，而且懂得从天文学的高度来设计航线。

    因此，它不堪言又大而无边。

    哥伦布到这里来的具体行迹当然是不可能找到参证的了，但我愿意带着冒险家出发前的心境在这些安适的街道间走走，想想安适如何怂恿了冒险，街如何觊觎着大海。

    正这么走着，我突然停步，在一个街口看到了一幢古老的巨大建筑，浑身是古朴的土黄，但满墙却雕满了贝壳！对大海的渴望如此不言而喻，又把这种渴望展现得如此气派。我连忙拉住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打听，他们，这楼就叫贝壳屋，建于十五世纪末，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我在心底暗暗一算，那正是哥伦布准备出发的年代。

    贝壳屋有台阶可上，无人阻拦。进去几步就是一个洞窟般的大厅，四周古柱森然。此时已是黄昏，天色黯然，大厅古柱间更是阴气森森，像是不心误入了一个酋长的巢穴，一个恐怖的王府，但我心里明白，这王府的名称就叫时间。大厅有二楼，是长长的回廊，那里倒是泛出一些光来，使我还能在大厅古柱间辨别物象、轻步踩踏。

    左前方有了灯光，越近越亮，也开始有人，终于走进了一间有现代设施的厅室，看那文字标牌，原来是到了萨拉曼卡大学的公共图书馆。伸头一望，有不少学生在书库翻阅，至此我才明白过来，刚才穿越的古柱森然的贝壳屋，就是这个图书馆的门廊。

    那么，这个图书馆也实在太排场了。

    哥伦布当年一定会来到这里。萨拉曼卡大学不大，贝壳屋当时新建，他没有不来的道理。这个航海迷一见满墙的员壳一定笑逐颜开了吧？

    五百多年来贝壳未碎、古柱未倒本是一个迹，更大的迹是五百多年后它们仍不以自身的资格让人供奉，只是默默地支撑在一起做了大学图书馆的门廊，就像一代元勋已经须发皓然还乐呵呵地为孩子们看家护院。

    我猜想大学当局作这番设计是要让所有的青年学生每天走一走这道门廊，但不知有多少学生能够体会，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象征。今天图书馆里的任何一本书都比不上墙上贝壳的年岁，而贝壳还只是路标，指引着更为悠久和未知的世界。因此，灯光明亮的现代书库只是白沫一闪，人类求知的道路仍然如古柱下无灯的恐怖，老墙上对水的渴念。等着吧，当今天自以为是的学者们全部退出历史，这满墙的贝壳仍不会破碎。

    洲文明的本性，本不在纸页间。

    我的窗下

    里斯本西去三十公里有危崖临海，大西洋冷雾迷茫。这里的正式地名叫罗卡角，俗称洲之角，因为这是洲大陆的最西点。在人们还不知道地球形状的古代，这里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天涯海角。

    风很大，从大西洋吹来，几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边树立着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诗人卡蒙斯写的句子：

    大地在此结束，

    沧海由此开始。

    我在石碑背风的一面躲了一会儿风，眯眼看着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当年葡萄牙航海家们的心思。海的诱惑太大了，对“结束”和“开始”法的怀疑太大了，对破解怀疑的渴望太大了。

    据我过去的阅读所留下的粗浅印象，对于近代航海事业，葡萄牙觉悟最早。那时德国、意大利还在封建割据，英国、法国还无心问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三桅帆船和其他航海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与西班牙相比，葡萄牙王室里又出现了一代代真正痴迷航海的专家，如亨利亲王、阿方索五世、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专家们曾一次次来到罗卡角，在这海风雨雾间思考着远行的路线。作为“热身赛”，他们已经亲自率队航行过非洲。他们的最终目标，与当时绝大多数洲航海家一样，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的中国。

    今天我在这里又找到了新的证据，罗卡角南方不远处，正是古代王室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这大西洋的山崖上思念着海那边的东方。海的哪一边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专家已有初步的判断。他们认为，应该从罗卡角向南，到达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东。显然，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遇到了哥伦布。哥伦布决定横渡大西洋去寻找马可·波罗的脚印，希望获得葡萄牙王室的资助。葡萄牙王室太内行了，一听就觉得方向有误，未予支持。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了他。结果，葡萄牙由于太内行而失去了哥伦布，而哥伦布也因为没有理会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而失去了马可·波罗。他横渡大西洋果然没有找到东方，却歪打正着地找到了美洲。

    哥伦布由错误的航线而导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里发酸。所谓错误，都是一定坐标下的产物；按马可·波罗的目标，哥伦布没有走对，但新大陆的发现已使哥伦布的盛名超过了马可·波罗，他已自成坐标，那还何错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于是，五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果然按照南下折东的路线，准确地找到了印度。他回来时，葡萄牙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他带回来的财富，是远征队全部费用的六十倍，其中宝石和香料让洲人眼花缭乱，一时的影响，超过了哥伦布。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绕了一圈，但他没有回来。

    然而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还没有进入《马可·波罗游记》里描写的世界，这总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还是一心要从海上寻找中国。

    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资料，提及葡萄牙国王在一五〇八年二月派出一个叫塞夸拉的人率领船队到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听：中国有多大？中国人长多高？勇敢还是怯懦？信什么宗教？用什么兵器？有趣的是，当时葡萄牙远征船队在东方胡作非为，但国王却特别下令，不准向中国人挑衅，不准夺取中国人的战利品。显然，他对神秘的中国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几年后又派出一个叫皮莱斯的人来侦探，皮莱斯的情报抄本现在已经发现，他中国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夺取全中国。

    即使情报如此荒唐，葡萄牙人与中国人打交道之初还是比较恭顺有度的，中国地方官员没有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互相都在心翼翼地窥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后也缴税缴租；中国官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葡萄牙人当然以洲文明为本，把自己当作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特权的拥有者，甚至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嚣张罢了；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惯性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最令我心痛的是当时中国官方对第一批翻译人员的荒唐制裁，居然把他们看成是“私通番夷者”而一一处死，真是愚昧。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对中国张狂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浪潮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国势也已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看你们出发的码头，以及你们的家乡。

    他们的麻烦

    葡萄牙人喜欢用白色的石块铺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块，已被岁月磨成陈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盘绕的山道，这样的山道上居然还在行驶有轨电车。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以圣乔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气势雄伟，居高临海，显然是守扼要地。罗马时代就在了，后来一再成为兵家必争的目标。它最近一次辉煌纪录，就是圣乔治王子一五八〇年在这里领导抗击西班牙入侵者。抗击很英勇，在其他地方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这个城堡还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时明代正在澳门筑墙限制岛上的葡萄牙人活动，而葡萄牙人又已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当时中国并不衰弱，但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地方官员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国家主权已成为严重问题。

    我顺着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鸟瞰着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只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阴谋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门，但是联想到里斯本的历史，就会知道他们未必如此从容。巨大的灾难一次次降临在他们头上，有的来自自然，有的出于人为，只是中国地处遥远，全然不知。

    你看，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才六年，葡萄牙人刚刚在享受发现东方的荣耀，一场大瘟疫笼罩了里斯本。他们在马六甲的远航船队开始探询中国的情报，但更焦急的是探询远方亲友的安危。据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队成员探询到的亲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疫情刚过不久，里斯本又发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们的船队要求停泊于澳门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他们要求上岸搭棚暂住的五十年代。

    得再近一点，十八世纪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洲最大地震的纪录，里斯本数万个建筑只剩下几千。就算他们在澳门问题上嚣张起来的十九世纪，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宁。英国欺侮中国是后来的事，对葡萄牙的欺侮却长久得多了，而法国又来插一脚，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个儿逃到了西，此时这个航海国家留给世间的只是一个最可怜的逃难景象，处境远比当时的中国朝廷狼狈。后来一再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又一次次地陷于失败，整个葡萄牙在外侮内乱中一步步衰竭。

    中国人哪里晓得眼前的“葡夷”身后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我们在为澳门的主权与他们摩擦，而他们自己却一次次差点成了亡国奴，欲哭无泪。可能少数接近他们的中国官员会稍稍感到有点怪，为什么他们一会儿态度强蛮，一会儿又脆弱可怜；一会儿忙乱不堪，一会儿又在那里长吁短叹……

    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才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

第9章 流浪的本义[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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